”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打过一场大仗的德宗，自然是深知金钱的重要。他之后的宪宗也一样，只要想打仗，谁都会拼命捞钱的。只不过宪宗有一定的话语权，可以在史书上留下他冠冕堂皇的理由：如今藩镇割据、河湟沦陷，我一心要恢复大唐荣耀，可惜财力不足，所以才不得不攒钱啊！
这篇回答告诉了我们为什么嘉靖需要严嵩这种人，除掉严嵩，帝国马上运转
养兵、打仗，都是要大笔烧钱的。韩愈这帮忠臣们心疼老百姓，自然是极好的，但他们能不能解决德宗的财政需要呢？既不能得罪大地主，又不能压榨老百姓，神策军的高工资怎么发？以后要削藩仗还怎么打？卢杞、裴延龄这帮奸臣，对百姓敲骨吸髓有一套，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但他们至少满足了德宗的需要啊！更重要的是，他们愿意替德宗背锅，干这种千人喷、万人骂的勾当。后人评价德宗，大部分都说他笨、傻，被奸臣迷惑了，说他坏、恶的不多。而对卢杞、裴延龄等人的评价嘛，呵呵。你如果当了皇帝，是喜欢卢杞呢？还是韩愈呢？
这篇回答告诉了我们为什么清流浊流都是嘉靖要削平的山头，以及嘉靖为什么要尽全力保护自己的太监：
我并不否认当权的太监贪污受贿，并纵容亲朋好友鱼肉百姓，但那些所谓的名士清流呢？因为他们掌握了话语权，看见他们家财万贯，我们觉得这是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结果；看见他们四世三公、世吏两千石，我们觉得这是人家血统高贵，家教杰出的结果。实际上，在皇帝眼里，“清流”“浊流”都是一丘之貉罢了。
大明王朝这样的优秀作品，其之所以精彩，就是因为他表现了现实世界真实的博弈过程。
矛盾在对立中统一，从朝堂到地方，从清流到严党，从嘉靖到隆庆，无不充满着对立和斗争。历史就是在斗争中前进的，消灭旧的矛盾，产生新的矛盾。
人的思维是需要磨炼的，有道是: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去思考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出发，一切就洞若观火。
《大明王朝1566》的内容，可以基本切分为两个部分：改稻为桑、海瑞上书。中间有一条隐线，就是嘉靖。严嵩挂了，严嵩背后的嘉靖没有挂；海瑞调离浙江了，但海瑞背后的裕王还安安稳稳活着。电视剧有个副名叫嘉靖与海瑞，其实是皇帝与文官。两边只要有一个不倒，故事就能演下去，改稻为桑玩完了，还可以改桑为稻。桑也好，稻也好，其实都是嘉靖把弄朝政的形式而已。只要嘉靖这个主角不下台，戏就演不完。
单从这个主题来说，大明王朝就涉及了一个不太为我朝所待见的话题。理想状态下，文官都是皇帝任命的，给你饭吃你就应该老老实实听话。该背锅就去背锅，该干事就去干事，我让你活你不能上吊，我让你死你不能逃命，这就是和谐的君臣关系。
因而普通政治剧里的矛盾点是什么？文官与文官，朝臣与朝臣，皇帝这个君臣关系的主导方，是不能出现在其中的。在普通政治剧里，皇帝是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这些皇帝似乎只知道看忠奸胜败，等到打完了自己上去，宣布比赛的胜利方是自己和其中站着没倒下的那一派，然后众正盈朝国泰民安，完结撒花。
但是真实的情况可不是这样的，大明王朝里的君臣关系是什么呢？皇帝让文官背锅，可以，但你想摘干净不行，我文官要给你泼脏水。屎盆子不能扣我一个人头上，要倒霉我跟你一块倒霉，真正做到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
所以清流面对严党一直硬气不起来，要靠把浙江搞乱来整严党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责问严党花钱多的时候，严党会马上抛出一句：我们花钱多，那都是给皇上修宫殿修出的赤字，你有本事去找皇帝闹啊！
因而真实的情况是，皇帝往往身兼裁判员和运动员，主动参与比赛的就是嘉靖这类。而被动参与的，就如他儿子隆庆（裕王），情况也更简单。你朱载垕想在旁边看热闹，没那回事。徐阶、高拱、张居正，无论我们三个谁快不行了，都得拉着你帮我。不然打死了我，血溅你一脸，你也没好果子吃。
大明王朝里的文官，严嵩、严世蕃也好，徐阶、高拱、张居正也罢，即便是胡宗宪、赵贞吉、海瑞这种不在中枢的地方官（后期赵贞吉入阁），都不是完全听话的主。
嘉靖这位操纵朝政的政治大师，曾经在郑泌昌、何茂才搞出以织造局名义买田这种事后，评价严嵩老了，底下人的管不住了。
可他在故事的后半期才发现，自己也老了，手底下这些人也管不住了。所以，前期的嘉靖即便发飙，也是一个人在玉熙宫里闹腾。可后期的嘉靖，就要在宫门外看着陈洪打百官了。
文官这样了，皇帝怎么办？帮皇帝的历史上一般是两种人，一是伺候自己的女人（外戚、后妃），一是伺候自己的男人（太监）。嘉靖同志要升仙，女人肯定是不能搞了（当年差点被女人勒死在床上），那就只能让太监帮着自己整文官。而隆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