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大伯说：“你能这样想最好啦，对目前创建和谐社会很有帮助。你丈人没有什么原则问题，就是因为夫妻不和，做事有点过火触犯了法律。我可以给你教个最有效的办法，他马上就能回来，你也算把孝行啦。”
吕胜满怀希望地问：“是吗，那就太感谢你啦，快给我说说。”
常大伯说：“这个很容易呀，你去给他缴点罚款就行了。”
吕胜忙说：“哎呀，不行，他们正抓我哩，我怎么能自投罗网。”
常大伯故作惊讶地说：“啊，你不是政府的红人吗，他们为啥抓你？”
吕胜气愤地说：“为啥，卸磨杀驴呗。用我们的时候是咋说的？什么‘为了清除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可以采取强硬措施；为了完成任务，保住计生红旗永不倒，可以不择手段。’给他们把工作搞上去啦，没用了就成了替罪羊。啥错都是我们的，与他们干部一点关系都没有。唉，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古今都是一样的，上问下句句有理呀！”
常大伯又说：“是他们叫你们搞的工作，现在又以啥罪名抓你？”
吕胜更加生气地说：“啥罪名，磨道里寻驴蹄印能没有吗？说我们无法无天打砸抢，假公济私为自己，敲诈私分像土匪，横行霸道把人欺。恶迹累累随处见，十大罪名都成立。捉拿归案受审判，咱去和谁说道理？”
一个记者插话说：“那你们在工作当中，有没有人家说的那些事吗？如果你们奉公守法，不往自己腰包装，是可以说清楚的。”
吕胜说：“那咋可能哩，他们用人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讲。要是一切全部上缴，没有一点余地，我那些弟兄们靠啥生活呀？他们个个花钱跟吃钱一样，不捞外快谁会出力卖命呀？指望政府给的那点工资能做啥，连抽烟都不够。他们如果开始说清不准搞外快，拿轿把我们都抬不去。”
另一个记者说：“政府出工资让你们搞工作，又没让你们打砸私分搞外快。你们打着工作的幌子胡作非为、违法犯纪，难怪要抓你们。”
吕胜又说：“我们就是看到能搞外快才给他干哩，打着政府的招牌弄事，当然明正言顺、合理合法，发洋财就容易多啦。”
常大伯说：“弄事可以，发洋财就不对啦。你们犯的罪没有多大，去认个错就没事啦，经常跑着不是长法。你丈人的事也不要紧，有人交罚款就能回来，你要是不便出面，可以让你的弟兄们去交罚款。只要有钱，谁去交都一样，派出所收到钱就把人放回来了，不用为难。”
吕胜说：“我知道，抓人要钱，这也是黑道上常用的办法。过去的土匪用着就叫绑票，我们用着就叫敲诈；只有他们用着好听，叫什么治安处罚。不管叫什么，反正都是拘人要钱哩，把猫叫个mī_mī，一样的。”
一个记者忙说：“不一样，土匪和你们勒索钱财是为自己逍遥快活、胡嫖浪赌；公安收罚款上交国家，是为了教育罪犯，为全民大众办公益事业，你咋能混为一谈哩？如果公安和你们一样，他们无疑也是罪犯。”
常大伯说：“是呀，如果公安收的罚款装进自己腰包，他们也会犯罪，也得坐牢。这就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犯了法都会受到制裁。”
这时候，从村里来的人已经把他们围了起来，吕胜朝周围看看又警觉了，想要走出去赶快离开。常大伯忙说：“这些人都是我叫来栽草莓的，不用害怕。哦，你急着走是想找弟兄们交罚款呀？那你快走吧。”
吕胜站住脚，叹着气说：“唉，找谁呀？树倒猢狲散，我那些弟兄们，当时个个义薄云天，都是能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英雄好汉。我现在倒了霉，他们也就敬而远之，唯恐粘上他们，跑得找不见一个人。
我想叫我丈人早点回来，就是让他给我出主意、想办法，改变孤家寡人的被动局面。你说得对，经常跑下去就是不行。咱不是人家那些大官，有钱有势，手眼通天，觉得形势不妙，马上携款外逃，跑出国门啥事都没有啦。仍旧过着绅士、贵族般的生活，照样花天酒地享快乐。
咱这人吃了今天不顾明天，弄几个钱就尽情地吃喝玩乐，倒霉了一无所有，再跑下去非饿死不可，有啥能力给我丈人缴钱？”
常大伯又参谋着说：“你自己没钱，想叫你丈人早点出来也不是没有办法。你可以劝你岳母不要告了，把家里的钱拿出来交罚款，再叫村里的乡党们联名做保就可以回来。不过，他回来未必能给你出好主意。”
吕胜忙说：“可以，可以，我丈人的办法可多啦，以前就是他给我出了许多好主意，我才能成为叱咤风云、威风凛凛，被别人仰慕之人。多年来吃香喝辣、一呼百应，那么多人把我当爷着敬哩。”
常大伯说：“我看你现在就该骂他，不是他给你出馊主意，你咋能走上犯罪道路，成为可耻的逃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你要是执迷不悟，再听你丈人的主意，等待你的就不是坐牢这么简单，恐怕要吃枪子哩！
吕胜，听叔给你说，人一辈子要走正路、明路，你丈人给你教的都是邪路、黑路，再走下去就是死路。别看当时趾高气扬，赫赫不可一世，那些都是过眼幻景、易冷烟花，根本不能长久。
你当初要是不听他的馊主意，做个正儿八经的好人，脚踏实地、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怎么会落到这寸地步，担惊受怕、少吃没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