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其才就向单位领导递交了辞职信，本以为可以办个停薪留职，如果在外面实在坚持不下去了，还可以有条退路。但单位领导根本不同意，要么就辞职走人，要么就留在这里安心工作。其才决定孤注一掷，彻底辞职了。然后马上联系吴良，结果那个老板却告诉他，因为这么久都没得到他的答复，他把厂转到深圳了，问其才要不要过来。其才很生气，但工作已经辞了，现在怎么办？
其才回家和兮倩商量着，兮倩毫不犹豫地说：“那当然要去深圳啊，看报纸看电视都说，深圳现在发展得特别快特别好，前些年到那边去闯荡的人都成功了。”兮倩鼓励他。
但其才仍然不放心，如果他走了，又留下兮倩一个人了。兮倩点点他的额头，笑他：“你傻啊，你工作都辞掉了，这房子你还能住吗？我们俩现在是无牵无挂，当然是你到哪我到哪啊。”其才这才像睡醒一般，拍怕自己的大腿，笑着，紧紧拥抱着兮倩，亲吻着，从此，天涯海角，两人都是夫唱妇随，多么美好，多么幸福。只要心是温暖的，即使吃糠咽菜也幸福。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只是，前途茫茫，两个一点没有经济来源的年轻人，在深圳这样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城市，会有怎样的未来，会面对怎样的坎坷，他们没有去想，也无法去想。只是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两人已做好了迎接苦难的准备，为了将来的好日子。
两人互相打气，兮倩和其才开玩笑，“都说深圳遍地是黄金，只是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运气去捡。”
其才认真地说：“只要我们努力，付出比别人十倍还多的汗水，绝对可以捡到比别人更多的黄金。”
虽是玩笑，但二人心里却是一点底都没有！九十年代，敢于去闯一闯的人还不多，网络不发达，外面发生的事情都不太清楚，人们的思想也还远远不够开放。对于刚从体制内走出来的，两个毫无经验的年轻人，他们现在所拥有的只是满腔的热情而已。
兮倩忽然想到，自己从来没有问起过其才的父母，他自己也从来没有提起过，他是早就没了双亲了吗，还是家庭不幸福呢？她本想等其才自己说起这件事，但这么多年来他也没提过。她怕万一他是家庭不幸或父母早就双亡，提起父母反倒勾起他的伤心往事。现在已经结婚了，其才也没有要提起父母的意思，兮倩想着，怎么着也要问问他了。
“其才，有件事一直想问你。你从来没向我提过你的父母。可以说说吗？”兮倩小心翼翼地问道。
其才叹了口气，停顿了一会，说：“兮倩，我的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不在了，我是在孤儿院长大的，我们没有父母的帮衬，一切都要靠自己，要委屈你了。”
兮倩没想到，其才的童年比自己还要悲惨，但他还是那么坚强，宽和，善良，这是多么难得的品质。想到这里，兮倩主动去拥抱了其才，拍拍他的肩膀，亲了亲他的额头。在这个世界上，两个人，两颗心，两个孤独的灵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到深圳后，两人租了个仅仅八平米的小房子，非常简陋，除了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什么都没有。住在筒子楼里面，做饭在走廊，洗澡上厕所都在公共卫生间。
把房子敲定的第二天，其才就去找吴老板了。兮倩则到地摊，旧货市场去淘了各种生活用品，还在路边采了一束小野花，回家插在小小的玻璃瓶里，这样。整个房子一下子就有了家的气息。
安顿好了家里之后，兮倩就想着要怎么开始工作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绝大多数人们的思想还是相当保守的，宁愿守着一个即将倒闭的工厂过一辈子，日子紧紧巴巴地，也不敢或不愿走出去单干。他们甚至认为干个体是件非常耻辱的事情，只有自己在集体中才是光荣的，即便是大家一起穷。兮倩和其才，之前也是从来没想过要离开集体的，但是，命运既然把他们推到了这里，首先，仅仅是为了生存下去，他们也必须要努力去做。仅仅26岁的兮倩，已经经历了太多太多，她相信自己，再大的困难都难不倒她的。
兮倩到街上去晃荡，寻找各种可以谋生的机会，和销售员，洗碗工，甚至保洁员去攀谈，了解他们的工作和收入。这些工作都很累，几乎要工作一整天，而且收入非常低，甚至都不到以前她在文化局工作的一半。但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她马上就投入了各种工作状态。
每天早上出去找机会，打零工。有时是穿着笨重的企鹅服，扮作企鹅在商场门口招揽顾客；有时是接一批单，在大街上售卖各种小用品；有时是赶到报刊亭以低价进购一天的报纸，向来来往往的行人兜售报纸。但每天下午，无论怎样，她都要结束自己一天的工作，赶回家去做晚饭，一菜一汤，两人吃得很舒心。其才问她这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兮倩就说自己在家看看书啊，写写东西啊，其才说看看她写的，她就推说等写完了再给她看。兮倩问其才的工作进展怎么样，其才也说研发工作进展得还比较顺利。
这天，兮倩在大街上卖报纸，之前卖过一次，一天卖掉了200份，一份挣五分钱，一天也可以挣10元，足够两人一两天的生活费用了。
下午四点，兮倩急着要把手里积压的报纸都处理掉，于是准备便宜卖。这时，一位大叔走过来问报纸价钱，兮倩赶紧说：“平时卖三毛，现在卖二毛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