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全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若干规定的决议》，决定对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197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作以修改，将条文中的“人民公社”改为“乡、民族乡”；“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改为“乡、民族乡人民政府”。而黄家岭公社也顺理成章地改为黄家岭乡。
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出台，预示着未来的中国将迎来一个大发展、快发展的时期。但对于普通的农民来说，却并没有感受到有怎样的变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生活平静得和过去的日子几乎没什么两样，唯一不同的，也是让人们切身感受到的重大变化是，不再为吃穿发愁了。
而对于县农场的老杨家来说，虽然再也不用吃苞米面糊糊了，但家里人口多，日子仍然还是紧紧巴巴。
六一儿童节前夕，为了宣传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主要内容的“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乡中心校决定举行文艺汇演，要求各大队小学都要组队参加。
其实，杨梦文哪里会演什么节目啊，除了学校音乐老师教的那些歌曲外，他别的什么都不会，但他不会的，别的同学也都不会。当时，学校教音乐的老师选拔学生的时候，杨梦文根本就没想过要参加，不是不积极，而是他有自知之明，还有一点，那就是衣服和鞋，按照学校的要求，鞋是要白色的球鞋，衣服是要白衬衫、蓝裤子，而这些他都是没有的，也不能因为个节目让母亲给做呀，所以，他根本就没报名。可是，当有人通知他去开会，说是被选上了时，他还真犹豫了。
但毕竟还是孩子，能够被选拔进校演出队去中心校演节目那是多么光荣的事情呀！
排练了几个下午后，演出的日子就到了。这天放学回家后，杨梦文写完了作业，就自己打了一盆水，蹲在门口就刷起他那双带着补丁的蓝布鞋来。母亲过来说：“听你大哥说不是让穿白鞋嘛，你刷它干啥？”
“没事，到时候我就站在最后一排，看不见的！”
“那不是说衣服得是白衬衫蓝裤子吗？你裤子是有了，衣服可咋办呢？”
杨梦文想了半天，笑着对母亲说：“妈，我穿五哥的衬衫行不行？他不是有白的嘛，反正是掖在裤带里，大点也不怕！”
母亲没再说什么，只是唉了一声就出去了，杨梦文也不知道母亲是干什么去了，马上就要吃晚饭了。
过了好大一会儿，母亲回来了。杨梦文从炕上的窗户看去，见母亲手里拿着一双白色的球鞋，胳膊上搭着件白衬衫。
进了屋，母亲笑着说：“老孩子，衣服和鞋都借着了，是后院老李家小三儿的。”
母亲所说的老李家小三儿，杨梦文认识，是老李家的三姑娘，在乡里中学上初中，由于她个头小，所以她的衣服和鞋应该是能穿的。而她爸叫李为民，是农村的土瓦匠，屯里不少人家新盖的房子都出自他的手，因而他家较为富裕。
见母亲把衣服和鞋小心地放在了柜子上，杨梦文小声说：“干嘛要去借呀，我穿这身也能演……”
“妈知道你自尊心强，不愿意穿别人的衣服，但演节目不像别的事，可不能因为咱们把学校的节目演砸了！”母亲说着，就去端饭了。
母亲的言传身教培养了杨梦文顾全大局的品质，这在他后来的成长道路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天，杨梦文就穿着借来的衣服和鞋去学校报到，然后学校统一用车拉着他们演出队的同学去乡中心校演出了。本来，这场演出很顺利，他们还拿到了二等奖，但有一件事却深深地触动了杨梦文，使他越发地感到，不学习或者不好好学习，就没有出路，要想出人头地，要想活得有尊严，学习是农村孩子的唯一出路。
那天在学校临出发之前，音乐老师让大家排好队型，说是等演出时谁挨谁都记好了，到时候就这么站。可是，排队型时，本来老师是安排他站到了前排，和那个负责领唱的女生站在一起，可那个女生却看了看他身上穿的女式白衬衫和下身那条旧裤子就嘟囔着说：“老师，我不跟他站一块！”
领唱的这个女生家境比较好，听说父亲是大队的什么干部，平时她就花枝招展的，杨梦文很是看不惯她那样。听她这么一说，杨梦文脸上挂不住了，但他并没有跟老师说去后面站，而是大声地说：“老师，我要领唱！”
音乐老师看了他半天才说：“可是，领唱是两个人啊，三个人怎么领唱？”
杨梦文说：“咱们演的是《让我们荡起双桨》，本来就是合唱的歌，人越多越好听，三个人领唱只不过是每个人唱一句单句，没有什么不行的！”
听他这么一说，音乐老师回身和学校的主任小声说：“杨老师的弟弟，他唱歌倒还行，长得也好，就是个儿小了点。”
那位主任听完，笑着说：“这小家伙还挺闯实，三个就三个吧，没准还效果不错呢。”
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