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随着根据地扩大，占领的城镇数量增多，必然会将部分干部外派主政，从而成为一方诸侯。
他们的工作能力都是上上之选，政治倾向性自然也是与自己保持绝对一致，忠诚度无可置疑。但在他手下能干得好，不代表就是一个合适的地方行政首长。也许潜藏在内心深处的一些个人私欲，也会随着地位渐渐提高而逐渐萌生出来，随之发生巨大改变。
他们此时的表现，就直观地表现出了各自的气度、素质，对关飞判断他们未来主政时的风格会有一定了解。
不过在关飞的行政体系中，他们要想成为颐指气使的一把手，可不那么容易。
经过新城市这两年来的逐步摸索、修正，行政体系更加完善、漏洞更小，政府部门变成了单纯的政策制定者，而监督权却全部交给了人大，党组织则成了中立裁决者。
政府除了公安机关、民兵组织，手中并无其他执法机构，靠着制定政策来引导社会走向，充当领导者角色；
人大管着质量监督部门、卫生检查部门、交通路政部门、城市管理部门等各级监督机构，同时握有检察院，负责对犯罪行为提出起诉，行使着事实上的执行者角色；
而党组织靠着军队维持对大局的掌控，握有纪检部门、安全机构、反腐机构、法院、宣传部门，充当着社会的稳定者与裁决者。
政府因为只是制定政策，跟人民群众隔着一层距离，因此双方发生冲突的几率大大降低。并且有政府引导着方向，用法律法规来规范社会秩序，确定社会制度的大方向不会发生改变。
同时因为获得利益的渠道收窄，政府部门中贪污腐化的速度也得到一定延缓。当然，政策本身就是可以用来交易的对象，倾向性稍微偏一点，就可能使某些利益阶层得到极大好处，这一点，在这两年的实行过程中已经多次浮现出来。
于是就有了党组织的监督，因为党、政是各自独立的两条线，并不交叉，所升迁的要求不一，因此党组织相对来说能够秉公执法，狠抓贪污腐败分子。当然，借查到的证据来敲诈行政干部的事也有，还不止一例。不过党组织直接就被关飞握在手中，这些人的小动作几乎瞒不过他的眼睛，这几个害群之马立即就被揪了出来给于严惩，故而组织内的风气整体向上、清正廉明。
真正跟群众打交道的，还是人大居多。
他们管理的城管跟进城卖菜的菜农、摆摊的小贩隔三差五就会发生冲突，群众中同情弱者的居多，很多时候不问青红皂白就站到了菜农、小贩一边，对城管部门意见极大。
还有卫生执法部门、消防执法部门、路政执法部门……，总会因为执行规定和个人方便而产生冲突，人大跟群众的矛盾日益加深。
人大代表大多是选举产生，他们当然不想得罪老百姓，有时候就想和稀泥，甚至故意曲解法律法规、甚至反向操作，以符合他们的需要。
可是一旦他们这么做，党组织就立即出面约谈、警告，要求他们遵照法律行使权力。但严格执法吧，群众又觉得他们不站在老百姓一边，下次选举又很可能无法当选，于是他们就成为了堵在风箱中老鼠，两头受气。
况且直接跟老百姓打交道的部门，很容易因为法律法规的判定而出现灰色地带，自然其中的各种灰色交易也是层出不穷。
于是政府掌管的公安、党组织握着的反贪部门两边出动，这两年来抓住的贪污分子数以百计。因为他们的直属领导机构是人大，因此群众没有谁会责怪党组织、政府，而是一致认为人大内部监管不得力，意见更大。
一旦群众心中积压的怒火达到一定程度，关飞就以党组织名义解散人大，宣布重新选举新的人大代表。
随着管理层的集体更换，老百姓心中的愤怒得到平息，社会秩序再次恢复稳定。并且还因为党组织的果断，大家对关飞、对党组织更加信任，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自己人，都是下面的和尚唱歪了经，因此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党建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入党积极分子数量庞大，党员人数节节攀升。这些基层党员就如同延伸出来的经络，深入到社会各个方面，成为了关飞全面掌控根据地的可靠触手。
人大代表风险大、利益小，久而久之，愿意出来选举的人越来越少，尤其是希望借此获得利益的人更不愿参选。
并且人大代表名额是按照社会阶层比例对外公示：部队占社会人群多大比例就有多少个名额；工人占社会人群比例是多少就有多少个名额，农民有多少比例就有多少个名额，管理干部、教育工作者、公务员、私营业主等等都是按比例公布名额，不是有钱有人脉就能当选。
而且当选时是什么身份，当选期间就必须保持，中途转变身份则自动失去代表权。根据地每年会有一次补选，让符合要求且有参政意愿的普通群众参选，取代失去代表资格的人大代表。
政府每三年统计一次社会各阶层比例，此后三年的人大代表比例分配便照此遵照执行。
当选后的人大代表，按所属阶层在相应委员会占据一半席位，剩下一半由其他代表担任。
比如农会中一半代表是农民委员，另一半则是按比例分摊给其他代表；工会中主要是工人代表、商业监督委员会则主要是商人、艺术工作者则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