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名帅演义李绩传
第三百三十九章何必问外人！
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
这句话是：唐高宗李治问李世绩：“我想立武昭仪为皇后，褚遂良固执以为不可，事情该怎么办呢？”李世绩的回答。
我认为这是最好的答案，在整个唐高宗李治废除王皇后、另立武则为皇后这件事儿中，李世绩表现绝对称得上是正人君子。
李世绩当时有4种可能的回答方法：
第1种，前两次公。开商议，李世绩都推脱有病没参加，这次继续不表态。
第2种，与尉长孙无忌、褚遂良一样，坚决反对。
第3种，告诉唐高宗李治：我的功劳、本事，都比长孙无忌大，我支持你，不用怕他们，想干啥都校
第4种，就是这句话：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
这句话的好，在于既可以解决，唐高宗李治想要立武则为皇后，而没有办法的燃眉之急，同时也是对唐高宗李治的尊重，应该让唐高宗李治自己做主的事儿，就应该让他自己做主，其他人横加干涉，是完全错误的。
第1种做法肯定不对，李世绩是唐太宗暗线托孤的人选，在唐高中李治经过几年努力都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他已经孤立无援了。这时，李世绩再不话，就没法面对唐太宗对他的重托了。
第2种，长孙无忌一开始是霸道，后来明显就是欺负唐高中李治了，李世绩绝不会与长孙无忌同流合污的。
第3种，虽然能解决问题，但是唐高宗李治毕竟是皇上，李世绩再大的功劳，再大的本事，他仍然是臣子，他要用第3种法的话，那他就和长孙无忌是一样的智商了。
所以第4种是最好的答案。
就因为“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这句话，唐朝、宋朝有的文人，拼命的贬低李世绩。只能那些文人以“以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永徽6年(655年)9月，唐高宗李治，武则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便一退朝之后，专门召集了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世绩、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尚书右仆射褚遂良等4位宰相，进入内殿商议大事。褚遂良估计到了商议大事的内容，对另外三位宰相道:
今日之事，多为中宫，上意既决，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杀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于草茅，无汗马之劳，致位至此，且受顾托，不以死争之，何以下见先帝！
褚遂良所的“太尉元舅”，是指长孙无忌；“司空功臣”是指李世绩。按照此种法，则褚遂良认为李世绩同他们的态度相同，也是反对废除、另立皇后的。李世绩也确实有不赞成册封武则为皇后的表示，他曾经和长孙无忌争着先去劝谏唐高宗李治，而褚遂良认为，太尉，国之元舅，脱事有不如意，使皇上有怒舅舅之名，不可。”而“司空，国之元勋，如有不如意，使皇上有罪功臣之名，不可。”即不同意二人先去，而是由他打头阵去劝谏。但是在实际上，李世绩是不愿意介入这一场废除、另立皇后之争的，正像他当年不愿意介入李世民与李建成、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那两次皇上家族内部的权力之争一样。因此他干脆称自己有病回府了，没有随进入内廷商议大事，他当时的态度可以概括为“表面上反对，实际上是中立”。
长孙无忌等三人来到了内殿，唐高宗李治直截帘地对他们：“莫大之罪，无过绝嗣。皇后无子，今欲废之，立武士彟女，何如？”褚遂良当即回答道“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即以，“皇后名家”，“未闻有过”为由，抬出先帝遗命，摆出受托孤重臣的身份，坚决反对废黜王皇后。唐高宗李四听了很不高兴，协商不欢而散。
第2，唐高宗李治再次召见他们4个人商议大事，李世绩仍然称自己有病不至。褚遂良完全置武则在帘后面旁听于不顾，力争道:皇帝陛下必别立皇后，伏请妙择下令族，何必要在武氏。且武昭仪经事先帝，众所共知，陛下岂可蔽下耳目，使万世之后，何以称传此事。陛下倘亏人子之道，自己招不善之名，败乱之端，自此始也。臣上忤圣颜，罪合万死，倘得不负先帝，则甘从鼎镬。”罢，便将手持的象笏放在金銮殿的台阶上，叩头流血道，还陛下此笏，乞放归田里。”
他的这种以罢官相要挟的做法深深激怒了皇帝，唐高宗李治即令人将他架了出去。武则更是怒不可遏，在帘后大声的叫道：“何不扑杀此獠！”
长孙无忌急忙争辩道：“褚遂良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方将褚遂良救下。于志宁见到这个状况竟然不敢一句话。这次协商又未取得结果。
以后，侍中韩瑷、中书令来济亦为此分别上言上疏，劝谏唐高宗李治不要废立皇后。理由与褚遂良所言大致相同。唐高宗李治一概不予采纳。
总起来，他们反对立武则为皇后的公开理由，大致有以下两点:
第1点，武则家族不是“下令族”，即名门大族。
第2点武则“经事先帝”，即曾为唐太宗的才人，“众所共知”。
这两点理由既没有服唐高宗李治，也深深伤害了李世绩。因为李世绩出身于山东的庶族的地主家庭，与武则的父亲差不多，长孙无忌等人如此轻视武氏，也自然会